一生重视调查研究，从来没有不经过调查研究进行写作的时候。这形成了文风的又一个主要特征：主要精力是搞调查而不是写作。
这是的著名论断。这个论断不是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，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，主要是在反对当时的本本主义、主义中产生的。
一生中做了大量调查，这对于他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，对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，解决中国问题，起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。这些调查中，非常著名的一个是寻乌调查。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的著名论断就是在这个调查中得出的。
1930年5月，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。利用红四军分散在安远、寻乌、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，在县委古柏的协助下，在寻乌接连召开了10多天座谈会，进行社会调查。这是他以前没有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。参加调查会的有部分中级干部和下级干部，1个穷秀才，1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，1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，共11人。从座谈会人数和判断，平均听每个人说了近1天的话。调查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说过的，这正是对“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，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，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”。①
把这次调查的结果，整理成《寻乌调查》，内容包括寻乌的区别、交通、商业、旧有土地关系、土地斗争等五章三十九节，八万多字。具体章节题目是：
经过寻乌调查，比较透彻地了解了城市的商业状况，掌握了城市分配土地的各种情况，为正确制订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，为确定土地分配中用“抽肥补瘦”办法富农的原则，提供了具体翔实的依据。他说：“我作了寻乌调查，才弄清了富农和地主的问题，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，不仅要抽多补少，而且要抽肥补瘦，这样才能使富农、中农、贫农、雇农都过活下去。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，叫他们去喝西北风，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，使他们半饥半饱，逼得富农，贫农、雇农一定陷于孤立。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线，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。”后来回顾寻乌调查时说：社会是“运动的，变化着的，进步着的。因此，我们的调查，也是长期的。今天需要我们调查，将来我们的儿子、孙子，也要做调查，然后，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，获得新的知识。”在总结自己多年调查研究活动之后写出了《调查工作》一文，提出了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这个科学论断，成为了中国人实践的信条。
在“没有调查，没有发言权”这个科学论断发表一年后，又对这一论断进行了正式补充，提出“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”的口号。这个口号，是以总部主任的名义，在《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》中提出的。《通知》要求，为使人口和土地状况的调查材料真实正确，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，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；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；第三上级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部负责的同志，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，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。《通知》明确指出，我们的口号是：“一、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。二、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。”①
一贯要到社会群众中去搞调查研究。他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一文中指出，“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，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”，“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”②；阐述社会经济调查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，“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，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”；和红军中存在的从“本本”出发的主义思想，提出“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线”，强调“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，才能”，“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的阶级估量和的工作指导”；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，指出“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”，“我们需要‘本本’，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”，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、同本地区、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，理论脱离实际的作风，提出“中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”③的科学论断。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，即实事求是、群众线、自主的思想。关于先调查后决策的思想，在的思想教育文章中随处可见。在《古田会议决议》中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，指出，“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，就要空想和盲动的深坑。”①1941年5月19日，在《我们的学习》中指出，“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，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，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世界”，“例如关于宣传工作，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，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。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，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，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。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，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。”②他在1948年4月8日写的《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》中强调关于占领城市后的政策，共九条，第五条讲：“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和生活改善的斗争。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，已经安定，经过周密调查，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，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。”③